「想當年我都係咁捱」這句說話對時下的青年來說，可能比較難入耳，但只要看看統計處的數據，就會明白，一般八、九十後青年對這句說話反感，其實不無道理。

　　普遍社會認為在知識型的經濟下，升讀大學可以幫助青年上流，所以應該增加大學學位。但是根據統計處的數據(圖表一)，現時大學畢業生(約1990-94年出生)的平均月薪約港幣14,900，比20年前大學畢生的港幣17,000少了約13%。

(圖表一)

　　當然，經濟週期會影響薪酬，但這20年，香港經歷了97年樓市狂潮及爆破、97年金融風暴、01年科網熱及爆破、03年沙士、08年金融海嘯，以及現時再次的樓市狂熱，已經至少過一個週期，但大學畢業生的人工為甚麼還是不及20年前?

　　薪酬其實是由人力市場的供求決定，當供應愈來愈比需求多，薪酬便有可能下降，而香港亦出現了這個情況。統計處的數據顯示(圖表二)，在1997至2015年期間，20歲至24歲並持有大學學位的勞動人口，每年平均增長為5.7%，但同期對20歲至24歲較高技術水平人員的需求增長只有2.7%。

　　18年累積下來，供應增長比需求增長多出超過一倍，大學生在勞動市場的供求，在這18年間慢慢失去平衡。這是其中一個可能導致大學生薪酬下降的原因。無疑，數據反映，學歷和薪酬成正比，但如果認為增加大學學位就可以改善青年人的生活，那就沒有考慮過供求問題。

　　要增加市場上高技術人才的需求，需要有宏觀的視野去發展產業，提供相應的政策配套。例如，原已在香港選址設立數據中心的搜尋巨擘Google，最終捨香港而落戶星加坡，香港政府被批評未有積極提供適切的政策挽留Google。相關職位供應減少，營運數據中心的科技人才就只能從事其他非其專業的產業，競爭力便不如專科人才，受聘機會及薪酬自然及不上。

　　事實上，經濟結構是影響人力需求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一個城市的經濟結構集中在金融業，那金融本科的畢業生在經濟增長時必定受惠最大，其他科目的畢業生可能受惠較淺，甚至完全無法受惠。所以，要令青年上流，除了涉及教育政策的制定，也需要同時考慮經濟結構，產業發展，令基礎建設、資金、人才互相配合，相得益彰，才可以改善青年生活的同時，改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