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極之相信自由市場及法治。雖然它不會永遠保證做到「對」及「最好」的效果，又難免出現大規模失業及衰退等意外收穫，但重要的是當這系統出錯後，好的使用者及社會都會改正，從錯誤中學習、進步而變得更文明。若屢錯而不改，那麼一個不肯客觀面對教訓及正面接受失敗，又不肯改正的文化就會形成，城市從此由盛轉衰，步上被世界遺忘之末路。

政府加大資源發展科技創新，可以帶動就業，更能擴大稅收來源。

　　上星期發表的財政預算案正好表現上述的概念。近年來很多人都談「深層次矛盾」，但筆者過去幾年都指出，解決深層次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每個港人，都作深層次反思，找到共識齊心上正路。

讓發展轉化為社會資源

　　回顧預算案，財爺今次可說是「中了六合彩」—2015-16年已是連續第6年低估盈餘，每年錯誤幅度佔總開支的30％。結果過去6個年頭的總盈餘（包括派糖、注資各個基金及實際財政盈餘）高達約7,000億；6年前，財政儲備只有5,000億。若不是派糖和各項注資，其實在6年間把儲備增加了一倍有多，可達12,000億！

　　連續6年錯估盈餘當然是壞事，所以我給過去5年的預算案「零蛋」分數，但今年我卻極高興地，以事論事，給予預算案至少80分。因為司長已明白何處出錯，更做了個極之華麗的轉身。似乎現在港人都明白發展香港之道是迎好而上，把握機遇，讓「發展」轉化為社會資源，用以支援弱勢社群急劇增加的需要。

　　筆者認為過去6年，政府犯上三個公共理財哲學的謬誤，但今年都已改正：

　　第一，過去6年，當全民就業，上班人數及薪金都是過往40年增加最快的時候，財爺卻偏偏認為要派糖數千億元來「提振經濟」，實為「不應使，卻使」。相反，當我們估計未來一年經濟表現會強差人意，隨時出現兩至三季衰退時，傳媒卻估計今年會減少派糖，這本來令我十分擔心。因為衰退時才應派糖，對於不幸失業的基層市民而言，更可謂及時雨，這亦是所謂的「逆周期財政措施」。可幸的是，司長深明市民所需，今年派糖達390億，比去年還多。

推動三創 擴稅收來源

　　第二個錯誤是混淆了「開支」及「投資」。在沒需要時派糖，可換來一時快樂；但面對人口急促老化，政府花錢建醫院，反而為市民未來60年每年買到安心。另外政府投資造商地、推動三創（科技、藝術及社會創新），會為未來60年增大稅基，每年有收入。一時快樂與60年的安心及長久的稅源，兩者分野就是「開支」和「投資」的分別。

　　其實諸如增建醫院等社會基建，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必須由政府提供，尤其是過去15年本港一間大型醫院都沒有建成，隨著長者人口由目前的100萬倍增至廿年後的220萬，我們要追建的社會硬件就更多、更貴、更趕急！

　　由一年前的趕客行動，到初一晚的暴亂，已經嚴重打擊我們的旅遊、零售、酒店及飲食業。香港的PMI指數已經連續11個月低於50，反映各行各業不斷收縮。新春內地訪港旅客人數亦錄得雙位數的跌幅，相信未來跌勢也會加劇。撇除約100萬政府、公共機構等「金飯碗」，其餘280萬人，即是超過7成打工仔都會感受到經濟衰退帶來的就業威脅。這絕非紙上談兵，而是實際對飯碗的憂慮！

　　正如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大師Schumpeter所說，資本主義帶來建設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我們的經濟正處於轉變及復原期，而政府及財爺應主動地為社會增值，又減少急劇老化的陣痛，好讓這場「經濟流感」快些痊癒。「應使則使」是公共財政的第一要點，但財爺本應是個財務總監（CFO），但他多年來做了收銀員，只懂得量入為出。

　　CFO會明白社會在5年、10年、20年後有甚麼新需求。通常每一代人都對社會及自己有不同的期望，包括年輕人要有上流力，長者想有適切的照顧，尊嚴地安享晚年。既然如此，財爺今天就應該問：我們要賺多少錢、要如何賺這些錢以滿足需求？而並非「今日有幾多就使幾多」。

　　一個稱職的財政司司長應是個進取有為（Proactive）的CFO，被市民奉為「財神」，能客觀看清楚香港有多少機會，今日就為未來的漁獲織好漁網，而非「等魚到」，或因漁網不夠大，而白白放棄漁獲。

　　可幸的是，今次的預算案提出很多措施來「織漁網」，例如支援三創，設立科技券、注資科創基金及增加大學科研支援。同時，為經濟引擎之一的旅遊業提供燃料，推廣香港。令筆者特別高興的，是政府增撥資源，與競爭對手爭奪MICE（會展及獎勵旅遊）的旅客，資助數千人的大型展覽及會議。參加這些大型會展，如世界性研討會的，都是高質素、花費多的旅客。他們除了留港時間長，晚上亦會出外消遣，更會帶來更多商機，甚至在香港開設辦公室。政府提供小量津貼，就能釣來大魚。這對比過去我們不為所動，而對手如新加坡則提供巨額津貼搶去大型會展，反映我們的公共財政哲學已大幅進步，變得積極主動。

　　第三個錯誤是盲目遵守教條：去年司長在預算案中明文寫進公共開支不應超過GDP 20％的「緊箍咒」。但翻查預算案的中期預測，今年公共開支便佔GDP的21.2％，而之後四年的平均也達21.1％。筆者十分高興政府沒有盲目遵守既欠學術基礎，更漠視社會經濟需要的教條。事實上，香港公共理財的唯一教條，就是要配合有彈性的經濟而沒有教條！筆者盼望日後的財爺，也能按社會的實際需要，因時制宜作出投資和社會支援。

　　有人擔心大型基建會變成「大白象」，建成卻沒有人用。但觀乎黃金5年，香港賺錢創富能力極強，甚至逆歐洲經濟衰退、美國QE、日圓貶值等勢頭，獨善「港身」，做到全民就業，人人加薪，更錄得有史而來最多的盈餘。這充分反映香港正經歷一個由中國經濟崛起帶動的結構性增長。

　　正因國內經濟增長是結構性的，未來廿年我們都不應擔心香港會缺乏商機，我們最應該做的是著力發展經濟，做大香港軟硬件，又可消除容量不足及中港矛盾。

　　這就是全觀（Holistic）分析的重要。社會經濟議題並非割裂，而是環環相扣。例如經濟發展不止為了發財，而是當經濟蓬勃，社會才有資源支援老弱傷殘，解決很多的社會問題，包括數以萬計的劏房戶、未來220萬長者的醫療及安老照顧、青年的上流力等。經濟蓬勃發展的美果，由基層、中層、創業的年輕人到時裝設計師等等，全民都會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