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通》1994年在香港誕生，同年3月，我離開香港前往紐約，出任《大公報》駐美首席記者。當年我的採訪工作與《經濟通》的報道重點可謂高度重合，中美貿易是關係千家萬戶的大新聞，而對處於回歸前過渡期的香港來說，美國國會每年延續對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MFN)，是關係到香港經濟的大事，因為那時內地的很多產品都經香港輸往美國，因此，有關MFN年度審批的雙邊磋商，是華盛頓與北京定期較力的「保留項目」，緊張、刺激並偶有懸念。當時，《經濟通》不間斷地報道中美經濟界知名人士和政府主管官員的各種表態，持續跟進最新進展。我在太平洋另一邊，除了報道美國高官的言行，還要經常與國會議員的助手溝通，了解國會山上「各路人馬」的動態，特別關注點是美方提出的要價，因為那些年間，華盛頓時常利用審批MFN的「程序性動作」來製造議題，逼迫北京在非經濟領域作出讓步，例如批准個別在囚人士保外就醫，甚至要求允許某人去美國治病，實際上這是將經貿領域的問題政治化，目的是滿足美國國內某些勢力的要求。因此，每年關於MFN審批的一番交涉，實質上都是白宮與中南海的正面交鋒，遠超出經濟範疇，也就自然成為我們傳媒人的工作重點。

　　翻查資料，1994年美國進口的中國商品總額只有387.9億美元，不足去年的十分之一（2023年美國進口中國商品總額為4272.3億美元）。那時美資銀行、私募基金、保險公司還未在中國立足，美國製造業向中國大規模轉移才剛剛開始，但中美關係的走勢卻令人對未來充滿信心，主要是因為兩國領導人都願意積極推動雙邊關係向前發展，不像今天這樣互相防範，將對方視為競爭對手。這種大環境上的差別，是30年來中美關係的最大變化。

　　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對於美國應該如何影響中國的發展有較為明確的看法，他的立場也是美國社會精英對中國的主流看法。在國際政治領域，1990年後，東歐國家迅速擺脫前蘇聯的控制，從集權統治轉向西方民主體制，並迅速引入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模式。克林頓和歐洲領導人均認為中國有可能走同樣的道路，因此他們積極鼓勵中國加快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希望透過與中國保持接觸來影響中國的發展，期待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催生出中產階層，歐美國家那些年大量接收中國留學生，就是寄望十年八年後中國可以走向西式民主。在經濟領域，當時正是全球化概念廣為各國接受的年代，全球產業特別是製造業的重組剛剛出現，美國製造業的衰落和中國製造業的興起是多年後的事，而西方國家領導人對中國的巨大市場還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培養中國的消費市場可以為西方企業帶來巨大利潤。這方面的預期有一部分變成了現實，中國現在是歐洲奢侈品的主要市場，但在其他領域則未必。中國的都市白領曾經把開一輛德國大眾在上海生產的桑塔納轎車作為一種時尚的表現，今天的「天之驕子」當屬比亞迪的電動車了，因為就性價比而言，簡直無出其右，不僅是在中國，而且還包括被視為大眾汽車「後院」的西歐諸國，否則歐盟和美國就不一定會限制中國電動車進入其市場。

　　我初到美國時，眼看著美國商店裏的中國商品愈來愈多，質量愈來愈好，一些服裝和日常用品幾乎全部來自中國。那時的中國產品技術含量不高，多數是歐美企業在華設廠生產，包括將落後的產能轉移到中國。不久，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各項談判便「進入快車道」，中美雙邊談判雖然荊棘重重，但不斷取得進展，最終雙方在世紀之交的1999年底達成協議，這是當年的最大新聞。我很有幸，作為駐美記者採訪報道了中美經貿關係發展中的許多故事，親眼目睹中美兩國在經濟、文化、教育、旅遊等各方面增加接觸的過程。這令我對中美關係如今面臨脫勾的危險深感遺憾，而中美關係急劇轉差，則始於特朗普發起的對華貿易戰，其後新冠疫情期間美國進一步全面打壓中國、詆毀中國，並在高科技領域加緊封鎖中國，將兩國關係帶入冰封期。當然，中國對中美關係的立場以及對一些國際熱點問題的處理方式，也助長了美國國內的反華情緒，這一點亦不容忽視。如今，美國官方對中國的敵意已經超越了美國本身的範圍，美國的一眾西方盟友均與華盛頓統一立場，甚至北約也有向亞太地區擴張的傾向，這是30年來最出人意料的轉變。

30年來最大的變化：中美實力對比和國際地緣政治版圖重劃

　　過去30年中，美國保持了世界經濟和軍事第一強國的地位，而中國的經濟實力則實現了跳躍式發展，從勞動力密集型的世界工廠，轉變成已在個別領域佔據世界領先位置的經濟大國，中美之間的實力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兩國對於對方的看法，也與30年前大不相同，一些曾經居高臨下看待中國的美國人後悔讓中國加入WTO，很多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則不再仰視美國。

　　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美國更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並且將這定位推銷到歐洲，從而大體上形成了整個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圍堵和限制，多少有些類似於1989年的情形，從而在客觀上阻礙了中國的正常發展，也可以說是要剝奪中國的發展權，讓中國永遠追不上西方國家，這是中國絕不會接受的。中美關係的整體環境，與當年我在美國工作時的友好氛圍形成強烈反差。那些年，我作為香港記者，經常被美國民間機構邀請參加各種研討會，以嘉賓身份介紹中國的發展情況，一些商界人士也希望透過我們向香港的投資人介紹他們的產品和服務，其中就包括現正在第三次競選總統的特朗普。1995年前後的特朗普，還僅僅是個知名房地產商人，尚未進軍電視界主持真人騷，也沒宣布參政。他與商業夥伴合組了一個房地產開發財團，把紐約中央公園西南角的一座寫字樓改造成酒店及酒店式公寓。他希望將改造後的豪華公寓賣給香港、中國內地和東亞其他國家的富豪，於是便透過紐約的公關公司聯繫東亞媒體在紐約的常駐記者去報道相關新聞，我和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的幾位同行應邀去正在改造中的商業大樓見特朗普，聽他推銷這座尚未完工的豪華飯店和公寓樓（現在這座大樓名為特朗普酒店和大廈，即Trump Hotel and Tower）。與特朗普交談之後，感覺他口才很好，為人也很熱情，不愧是一位優秀的推銷員，但那時我沒想過他有朝一日會當總統。最近看他與拜登在電視上辯論，感覺儘管他推銷的內容變了，但神態基本上沒變，站在台上的依舊是當年那個口若懸河的酒店推銷員，所以，就口才與親和力來說，拜登的確遠不如特朗普。拜登主動邀約特朗普進行一對一辯論，實在是自討苦吃。當然，拜登有他的難處，無奈之下他想賭一把，結果遺憾地賭輸了。

30年來風雲變幻，香港幾經沉浮惟願景依舊 

　　30年前《經濟通》誕生時，香港還處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港英統治下的過渡期，離回歸祖國尚有3年時間。當時沒入外國籍、沒有外國護照的香港人，外出用的旅行證件是CI或DI。經歷過當年的我，如今對手中的特區護照尤其珍愛。還記得20多年前從紐約駕車沿87號州際公路前往加拿大蒙特利爾探朋友，第一次用香港特區護照，經過美加邊境時，加方官員還鬧了個笑話。因為那位官員不熟悉香港的情況，工作也不夠仔細認真，看完我的特區護照，告訴我沒有加拿大簽證不能進入加拿大，我告訴他用香港特區護照可以免簽訪問加拿大。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持有人需要辦理簽證，我提醒他仔細看看，我的護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他再看一次，意識到可能是自己錯了，但仍不知道應不應該放我入境，於是便打電話向上級請示。估計是上級給予了肯定的答复，他改口說「你可以走了」。就這樣，我第一次用特區護照從美國陸地進入加拿大。我後來想到，持特區護照到加拿大的香港人，多數是搭飛機抵達溫哥華或多倫多等大城市的國際機場，從而入境加拿大。從美國駕車入境加拿大的香港人比較少，我應該算是最早一批持香港特區護照的自駕遊旅行者。

　　臨近九七，香港市道暢旺，樓價攀升，經濟形勢一片光明。但在回歸後第二年，就遇上了亞洲金融危機，特首董建華領導的特區政府一上台就經歷重大考驗。好在香港人有不畏困難勇於打拼的基因，不僅成功擊退國際金融大鱷的圍攻，迅速恢復元氣，而且順利邁入新時期。

　　時運不濟，幾年後沙士來臨，香港再度面臨重大危機。好在當時已經有互聯網，儘管我人在紐約，仍可以隨時了解香港的最新狀況。不幸的是，從2003年7月1日開始，香港社會的政治矛盾被不斷激化，直至發生激烈對抗的「佔中事件」和「反修例事件」，使香港出現嚴重撕裂。

　　回歸前，英國人管治香港；回歸後，美國與香港的關係對特別行政區的發展影響更大，先後出現過高高低低的各種變化，對這近30年的歷史，我感觸頗深。剛回歸時，克林頓政府支持香港在美國的官方活動，允許香港特區政府在華盛頓的駐美經貿專員辦事處和在紐約的經貿辦事處購置專門的辦公樓。我有幸參加了兩處新樓啟用的隆重儀式，並及時發出報道。那段時間，可以算是美國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最好的時期。近年來，美國右翼政客試圖用各種名目打壓香港，為香港的發展製造障礙，這更加體現出香港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愛國愛港是每個香港人應有的基本情懷。

　　雖然有過各種天災人禍，香港依然是東方之珠，「一國兩制，繁榮穩定」依然是香港人的願景。我和《經濟通》一起經歷過香港的昨天，所以格外珍惜香港的今天，更加期盼香港有蒸蒸日上的明天。世事無常，毋須過多回憶昨天的輝煌，應該盡力讓明天更加漂亮。未來肯定會有疾風暴雨，所以我們更該挺起胸膛。過去30年來的各種變化和衝擊，教會了我們如何生存、如何從動亂中恢復正常。即使中美對抗持續下去，國際環境帶來更大壓力，我們依然必須堅強，否則怎對得起「香港人」這個響亮稱號？未來的30年將會跨越2047，我們必須用自己的努力來建設好香港，保持繁榮穩定，防止「一國兩制」走樣。相信這一定能做到，因為我們是經歷過各種風雨、不屈不撓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