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爲《求是》雜誌署名「趙強」的文章：
　
　　蘇聯解體對於西方來說是一場勝利，但對於利害切身的俄羅斯人民則是一場空前的國家災難。蘇聯演變和解體的原因很多，「新聞改革」、輿論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新聞改革是戈巴契夫推行的「民主化」、「公開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令人扼腕的是，這種新聞改革走上了否定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背離社會主義新聞工作原則的邪路，最終導致輿論失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各類媒體逐步脫離黨的領導。黨性原則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根本原則。堅持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是黨性原則的核心。但是，戈巴契夫的新聞改革不僅沒有堅持這一點，反而明令廢止對文化宣傳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不敢實施對所屬文化宣傳部門及其所掌握的輿論工具的領導，任其各行其是，各自為政。這在事實上抛棄了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放棄了黨對新聞事業的領導。1990年6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的《新聞出版法》規定，國家機關、政黨、社會組織、宗教團體以及年滿18歲的公民「都有權利創辦輿論工具」，這爲「自由辦報」開了綠燈，使反對派政黨團體辦報和私人辦報完全合法化。當年10月，已有700多家報刊，包括13個黨的報刊進行了登記，其中1/7屬個人所有，還出現了獨立通訊社。《新聞出版法》生效後，湧現出不少新的報刊，其主要的輿論傾向就是反對共產黨。有的報刊甚至刊登退黨者的文章，聲稱留在黨內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從而使退黨人數明顯增多，起了瓦解蘇共的作用。與此同時，《莫斯科新聞》、《文學報》及隸屬於最高蘇維埃的《消息報》等許多機關報刊都紛紛抛棄機關報性質宣告“獨立”。《消息報》甚至長期批評蘇共和蘇聯政府，支援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義者。
　
　　一方面，執政黨和政府自己辦的報紙、廣播、電視在輿論導向上出了問題，不僅不再是黨和政府的喉舌，保持應有的戰鬥力和社會責任感，反而站在黨和政府的對立面，對黨和政府工作進行不負責任的批評和指責。這種自己出錢辦報罵自己的現象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難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種反對派別也深知控制輿論的重要性，紛紛不惜血本辦起自己的報刊，這些報刊幾乎都以醜化蘇共、責駡社會主義爲宗旨。1990年上半年，蘇聯境內各種「非正式」出版物多達上千種。對此，俄羅斯著名作家邦達列夫指出：「在6年當中，報刊實現了歐洲裝備最精良的軍隊在40年代用火與劍侵入我國時未能實現的目標。那支軍隊有第一流的技術設備，但缺少一樣東西——這就是千萬份帶菌的出版物。」
　
　　2. 各類負面輿論借「公開性」之名充斥媒體。戈巴契夫入主克里姆林宮後不久，便提出「民主化」和「公開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動員報紙雜誌就改革中出現的各種思想問題進行公開辯論。他提出要實行「毫無限制的公開性」和「輿論多元化」；並且明確表示「任何事件，不論是今天的痛楚或是過去歷史上的悲慘事件，都可以成爲報刊分析的物件」。「民主化」和「公開性」成了策動全蘇聯各種反對派大肆聲討蘇共的總動員令，蘇聯媒體掀起了一場「公開事實（包括國家機器運作程式）和揭露歷史污點的大革命」。一時間，報刊大量刊登的揭露官場營私舞弊、貪贓枉法、腐化墮落以及社會上酗酒、吸毒、婦女賣淫等現象的文章觸目驚心，嚴重搞亂了普通民衆的思想。同時，媒體還大量刊登否定蘇聯和蘇共歷史的文章，一些不曾報道過的事實和失誤被嚴重歪曲和無限誇大，一些媒體還以聳人聽聞的報道、荒誕無稽的假新聞乃至針對蘇共和社會主義的造謠、誹謗等等來吸引讀者，造成民衆對政府的普遍不滿和國內民族矛盾的不斷激化。
　
　　閘門已被打開，形形色色的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潮如同洪水般奔湧而出。史達林成了「惡魔」，列寧成了「無賴」，整個蘇共和蘇聯的歷史除了罪惡還是罪惡，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帶來的只是災難，而資本主義社會則成了人們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當主流輿論千百次地重復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的，當各種媒體把黨的領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團，執政黨的威信也降到了零點。人們對共產黨的領導是否正確、對社會主義制度産生了懷疑，蘇聯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受到沈重打擊。而面對敵對勢力利用「民主化」、「公開性」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發動的倡狂進攻，以戈巴契夫爲代表的蘇共領導人不僅沒有及時給予回擊，反而姑息、縱容、欣賞，甚至自己也參與到這種大合唱中。
　
　　3. 爲西方意識形態的大舉進攻開放門戶。1987年1月，根據戈巴契夫的指示，蘇聯停止干擾BBC對蘇廣播，不久又相繼停止干擾美國之音、自由廣播電台等多家西方電台的對蘇廣播，蘇聯民衆從此可以隨時聽到外國電台的聲音。這些西方國家政府的喉舌大肆宣揚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紹西方對蘇聯改革的態度和觀點，以西方的立場和視角評論蘇聯的政治局勢。這對當時正處於改革十字路口的蘇聯人來說，其蠱惑性、煽動性不言自明。對此，美國國際廣播委員會認爲，「蘇聯停止干擾西方廣播，可能比戈巴契夫決定從東歐撤軍50萬的允諾更重要。對美國來說，它爲促進蘇聯社會的和平演變，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但是，蘇聯並沒有就此打住，同年12月，蘇聯決定撥款400萬外匯盧布，進口20個西方國家的報刊，在國內公開出售。這進一步助長了西方對蘇聯的輿論攻勢。
　
　　事實表明，戈巴契夫的新聞改革使蘇聯經過幾十年努力構築起來的社會主義思想防線，短短幾年間就從內部土崩瓦解。有學者把新聞改革到政權喪失的過程概括爲一個模式：新聞改革——媒體放開——外力介入——陰暗面曝光——群衆不滿情緒積累——反制無力——輿論徹底失控——政權喪失、國家解體。這個模式清楚地表明，輿論失控是蘇聯演變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新聞媒體脫離黨的領導，是蘇聯輿論失控的關鍵。如學者所言，在改革進行的關鍵時刻，「俄羅斯媒體人成爲推倒蘇聯大廈的最後一個操盤手」。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說得更明確：「正是新聞傳媒發起的揭露蘇聯歷史黑暗面和現存體制缺點的運動，直接動搖了這一帝國的根基」。而戈巴契夫，這個親手搞垮蘇聯的人，卻獲得了西方頒發的諾貝爾和平獎。
　
　　千里之堤，潰於蟻穴。媒體失控導致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輿論一步步瓦解、摧毀了蘇聯意識形態大廈的根基，掏空了蘇聯制度的核心價值體系，加速了蘇聯演變和解體的步伐。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經歷了持續10年的動蕩和衰退，使當年的超級大國淪落爲一個備受西方擠壓的國家，多少俄羅斯人反思起來爲之痛心疾首。頗有意味的是，普京、梅德韋傑夫治理下的俄羅斯，出現了西方所批評的「民主倒退」，包括加強對媒體的控制，但卻帶來俄羅斯經濟的強勁復蘇和政局穩定。這一切，對於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闊步前進的中國而言，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現在有人攻擊中國的新聞制度，鼓吹媒體民營化，這恰恰證明我們的制度是正確、有效的。他們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讓中國走蘇聯的路。前車之鑒不遠，我們不會上當。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韓寒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