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者抗疫：對「醫社合作」的反思

　　獨居柳姐今年87歲，性格一直開朗好動。疫情後，人與人之間須隔離相處，不能去長者中心聯誼，不能去佛堂拜佛，不能與親友飲茶交往，不能參與保健運動。一年後，柳姐的身體大不如前，氣血不繼，步履緩慢。近日天氣嚴寒，柳姐突發肩肘風濕痺痛，陣痛惡纏，脾氣暴躁，意志消沉，心灰意冷，大喊：「如果可以打一針，人走了，就阿彌陀佛。」

　

　　柳姐變得焦慮，生存意志低落，是獨居長者抗疫坎坷的寫照。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於2020年2至8月，以電話訪問8千多名60歲或以上長者，發現逾九成減少社交活動，當中一成受訪者更出現抑鬱、焦慮徵狀。

　

　　長者一旦生病，缺乏精力、失去生活樂趣、失眠、欠胃口、反應遲緩，會變得悲觀及情緒焦慮，一旦無法及時獲得親友與醫護緩解輔導，容易陷於抑鬱，甚至有自毀的念頭和行動。

  　

　

　　據醫管局資料顯示，香港長者自殺是各年齡組別中最高的，每年10萬人中有多達30個案例以上，是青少年自殺率的十倍，比較西方高出三倍以上。據生命熱線資料，2019年共有379名60歲以上長者自殺，達近年新高，即是平均每天都有一名長者自殺。隨著香港人口老化，長者焦慮及抑鬱的問題，更應得到關注。

　

　　疫情間的隔離，資訊科技或可拉近距離。一般人利用手機或電腦，可以增加人與人之間的影像溝通。可惜，不少長者學習科技有難度，只能利用功能電話作語音溝通，未必懂使用智能電話，使用WhatsApp及Zoom均有困難，無法從影像上深刻感受到親友的關懷與愛護。由此，長者易於感到孤單，情緒難於疏導。

　

　　再說，長者身體虛弱，耳聾或智力減退，未必善於表達，當中潛在抑鬱者不易被發現。團結香港基金認為，本港應發展基層醫療，讓長者在社區得到及時的醫治；此外，本港也應大力施行「醫社合作」，令社福界及醫療之間更多協調，長者得到適切支援。

　

　　以改善長者晚年抑鬱問題為例，「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於2016年推出，由港大與數間志願機構合作，透過培訓「精神健康急救員」長者義工，在社區中識別出有精神健康風險的長者。計劃首三年，200多名長者義工深入民間，接觸到約4300名有抑鬱風險或徵狀的長者。因及時提供預防及治療服務，98%長者的情緒得以改善。展望未來四年，該計劃將擴展全港十八區，讓義工能援助周邊有需要長者。事實上，本港長者抑鬱情況嚴重，自殺率偏高，港府應承擔更多的資源，籌劃更多「醫社合作」的恒常服務，令患者及時得到社工的心理輔導，以及醫護人士的藥物治療，促使長者獲得充分的關顧，減少悲劇的發生。

　

　　這一代長者，幾十年來為香港賣力，締造出卓越的成就，貢獻不少力量。港府面向人口老齡化，應投放更多資源於樂齡服務，使長者老有所依，讓香港呈現一個人心舒泰、關愛共融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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