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兩周前在本欄指出過，香港的投票率只有33％左右，極度偏低，這與民主制度的兩大基本原則之——「高參與率」（popular participation）大相逕庭。徐家健教授上周在友報的專欄中一連兩天發表大作回應我的觀點，並指出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不參與投票可能是合理而且是對社會有利的。因此，強制性投票未必是必須的。

 

　　投票機制是社會中的重要制度，經濟學家對此機制早感興趣，他們尤其重視兩個相關問題：投票機制在甚麼條件下才有較大機會反映「民意」？甚麼樣的投票機制更有可能改善社會的整體利益？與這些問題相關的經濟學文獻，汗牛充棟。大都採用艱深的博弈理論作分析工具，沒有一定數學基礎的人不易讀懂。家健對這些問題早有研究興趣，對文獻的熟悉程度在香港的評論界不作第二人想。

 

　　家健舉了兩篇論文作例子，以說明不投票可能也是合理之說。第一個例子是根據1996年《美國經濟評論》的一篇論文。此論文論證了一種情況，假設社會中人利益一致，絕無意識形態所引致的撕裂現象，但他們對候選人的能力高低不一定清楚明白，那麼，較不掌握候選人情況的選民可能會放棄投票權。這樣做等於把投票權讓給更知道情況的人，選舉結果也就更加合理。

 

利益帶來的投票誘因

 

　　第二個例子：是2011年在《政治經濟學報》發表的一論文。這篇論文並不假設社會中人都有共同利益，反而各人意識形態有別，兩位對立的候選人可為利益對立的選民帶來不同的利益。若是A勝出，他的支持者可得到利益，另一派的選民則沒有得到好處。同理，若B勝出，B的擁護者可獲利，但A的擁護者卻一無所得。論文論證了一種情況，假設B的能力高於A，他可為B的擁護者帶來的好處大於A可為A的擁護者帶來的好處，那麼，就算擁B的人較少，B仍可勝出。原因是擁B者會有更強的誘因出來投票，而A的支持者投票率會因較低而失敗。若投票是強制的，人人都要投票，結果便完全受擁有不同意識形態的人數目多寡所決定，能力變成無關重要，不是好事。

 

　　這兩篇文章經過嚴謹的數學推導，自然有其道理。但它們所預設的條件，並不適用於香港。香港目前的情況是怎麼一回事？首先，在政治活躍的群組中（儘管他們只是有資格選舉的人當中的少數），早已形成兩派對立撕裂，更視不同意識形態的對方候選人為「仇深似海」的敵人，雙方對「共同利益」的理解絕不一致，更不會把對方的支持者視為更掌握實況的人。若敵方勝出，自己不但得不到好處，損失還可能「無限大」，所以這些人不會放棄投票機會。

 

強制之下 反映「民意」？

 

　　第二，社會中沉默的大多數不見得已為意識形態割裂，他們的政治取態不一定相同，但卻更重視候選人的質素，希望找出誰能為港帶來更大的利益。這些人並無因意識形態的刺激而對投票感到興奮若狂，投票率也偏低。因為投票要付出時間成本，而自己的一票能扭轉乾坤的機會率近乎零，所以這批「中間派」的投票率偏低。

 

　　若我所描述的情況較接近事實，家健提到的兩篇文章所論及的條件與結果便套不上香港。但文獻中卻另有一文章較適用，1997年9月在《計量經濟學報》（Econometrica）有篇論文便正正假設了選民中有一批較重視社會共同利益的中間派，文章論證了在此條件下，強制性投票的結果能如實反映「民意」。

 

　　有一點要指出，上述種種理論，都假設了只有兩個候選人，不敢碰有更多候選人的問題，而我多次指出，若有三個或以上的候選人，選民可用各種策略性的投票方法去爭取自己利益，投票結果不一定能反映「民意」。

 

　　上周我已有文章指出，不要指望民主投票結果反映「民意」，它若能趕跑不稱職之人，已是民主制度的極大成就。而高參與率正是對投票結果合法化的重要條件，所以香港必須把投票率最大化。

 

轉載自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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