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9/2015

《我所度過的時光》周有光百年自述

　　現年109歲的中國學者周有光，有一句名言：「上帝把我忘記了，把我遺忘在世上了」。何以這麼說？因為他不僅長壽，而且到這樣的年紀還有清晰的頭腦和思考能力。他說：「雖然我對人生與死早已淡薄，但我所記憶的歷史還在前行。」最近，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所度過的時光：周有光百年口述》，從個人經歷的角度，見證了中國近百年的歷史變遷，是非常值得閱讀的書。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生於江蘇常州，原是銀行家，1949年後改行從事中國語言文字工作。1950年代主持擬定《漢語拼音方案》，建立了影響華人世界的漢語拼音系統，被譽為「漢語拼音之父」。年逾百歲，被友人戲稱為「四朝元老」的周有光，仍然思維清晰敏捷，在與訪客談話中，常有精闢見解，百年社會閱歷更是口述歷史的寶庫。

　　本書是周有光最完整的回憶作品。文字記錄源於周有光1996年至1997年期間，與友人、家人持續一年左右的長談錄音材料。內容從自己的家庭淵源談起，細數清末至今日之歷史演變，以現場親歷者的身分，透過敏感的眼光和個人記憶，講述包括抗日戰爭、太平洋戰爭、文字改革、「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五七幹校」、尼克遜訪華、唐山大地震、改革開放、香港回歸問題等百年歷史的關鍵時刻及其對個人、社會的深刻影響。內容覆蓋家庭、教育、國家、社會、戰爭、經濟、文化、愛情、晚年生活等方面，談到的中外人物接近200位。

百年歷史記憶

　　全書厚達五百多頁，內容是以談話方式講他的百年所見所聞所思。通篇保持了周老聊天時生動的口語化特點，語言隨意自然，充滿智慧、樂觀、幽默的基調。由於這本書不是周有光為了出版、而是為親人留下記錄的口述。因此他的回顧不是很有系統的，有些東西也沒有考據，是隨意而談，而不是要為歷史作證。從歷史書寫來看，或許不夠嚴謹，但換個角度，如果想聽一位老人怎麼看怎麼回顧百年中國，那是十分值得去看的一個記錄。

　　中國最成功的民營書店萬聖書園的創辦人劉蘇里，談到這本書時說：中國三千年的歷史，都是被篡改的。四九年以來的歷史是篡改的最厲害的，大概除了時間、地點、人物接近真實以外，史識、史觀甚至史實基本上都是假的。我們這一代人基本上接受的是假歷史教育。近一百年被篡改的歷史，誰給我們講述甚麼是事情的真相呢？所以，周有光這本書就是一百年歷史真相的「證詞」，裏面有大量的細節，不論是對當時社會現象、社會存在物的描寫，還是人物之間的關係。比如抗戰，人們在最絕望的時候，整個中華民族還是保持信心。而且那個時候，就像周先生書中講的，凡是閱讀報紙的人，都非常關注歐戰的情況，關心美國參戰的情況。為甚麼？人們都知道，我們的處境是和世界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是當時人們站的高度。但是在今天，即使全球化捲入如此之深，而且又說是大國崛起，絕大部分人反而沒有那時的眼界。因此，這本書作為一個歷史證詞，所關照到的百年，對今天還是非常有意義的。

　　上帝為甚麼要把周有光遺忘呢？劉蘇里說，他個人認為，周有光是上帝派來啟示這個冥頑不化的、跌入歷史深淵而萬劫不復的民族的。

周先生的生活小事

　　中國歷史學家葛劍雄在為《我所度過的時光：周有光百年口述》寫的前記中說：

　　周先生對一些重大事件或人物的回憶只是從自己的親身經歷或見聞出發，而不求全面完整，也沒有甚麼個人追求，更不會製造甚麼轟動效應。

　　比如他講了一次與愛因斯坦聊天，但實際不止一次。但他說：「因為是他無聊才找我去的，所以後面幾次談了甚麼我早已忘了。」絕不會因為愛因斯坦是世界名人，他就會詳細講述無關緊要的內容。又如「反右」，是中國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也是知識份子刻骨銘心的記憶，但周先生因從上海調入北京、從經濟學界轉入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員會，有驚無險，因此他只用「不是一個重點單位，但是也必須按照比例劃百分之幾的右派，因此劃了幾個青年」一筆帶過。章乃器是他的老朋友，周先生說：「章乃器是抗日期間公認的上海左派。可是『反右』運動就定了他是右派。」周先生去看望戴著右派帽子的章乃器，由於不知房號，在一幢八層公寓中一間間敲門，直到最高一層時才找到，「他開出門來，跟我都相互不認識了」。講到他跟章乃器前妻胡子嬰也經常來往，但周先生看望章乃器後寫給她的信，她居然沒有收到。

　　這些小事的背後，有多少值得後人想像或探究的殘酷史實！再如，在文革後期風傳一時的江青接受美國記者維特克（Victor）採訪和出版《紅都女皇》一事，民間繪聲繪色，但周先生在訪美時與維特克見面，聽她講了採訪江青的情況，還看了維特克正式出版的《江青同志》，發現除了引用江青的談話以外，這本書並沒有對中國不友好的內容，澄清了曾經轟動一時的傳聞。

不怕錯主義

　　這本書的前面，有編輯部寫的「鳴謝」，概括了周有光一生的主導思想觀念和對本書的期盼，「鳴謝」文章說：

　　周有光先生年初剛過虛齡110歲壽辰，中國內地民間組織了一個「周有光110歲華誕座談會」，與會者不單只讚揚這位「漢語拼音之父」對漢語現代化的貢獻，更多的是敬佩他開放的人文思想和對真理的追求。「要從世界來看中國，不要從中國來看世界」，這一句是周老先生常常強調的。周老一生經歷了清末、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個時代，見證著中國的苦難，時刻不忘中國的前途；但他也強調，自己是世界公民，中國改革開放前他已跑遍歐美日，文革時在幹校與農民談的還是如何借鏡瑞士發展寧夏，他不相信有「中國模式」，始終相信科學與民主精神。周老先生對這本口述回憶的期望，是「能讓更多人關心中國的前途和歷史，從中辨識出謬誤與光明」。

　　另外，有「編輯說明」提到，書出版前，曾專程徵詢周有光意見，他說他現在要提倡「不怕錯主義」，因為任何人或任何主義都不可能沒有錯誤存在的，社會的發展也有賴於不斷改正各種錯誤。一本書或一種觀點有錯誤存在，就需要有批評指正，作者因此有機會與讀者交流。

　　相信這是周有光即使110歲而思想仍然保持年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