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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6

當丘吉爾要被斬首的時候......

  美國黑人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虐殺,觸發了全美數百個城市的示威遊行,南北戰爭時期著名軍事家、南方聯盟軍司令羅伯特.李(Robert Edward Lee) 銅像被斬首,數以百計的歷史人物的雕像遭到摧毀或塗鴉。反對種族歧視的浪潮,演變成美國社會的撕裂,演變成對自己歷史與傳統的否定。

 

  更有甚者,耶魯大學被激進學者要求更名。耶魯大學是以當年財政上大力支持建校的伊利胡.耶魯命名的,耶魯當時是東印度公司的總裁。東印度公司是殖民主義的一個象徵,曾經做過販奴和軍火的生意。不過激進學者公開要求耶魯兩字從校名乃至每幢樓、每張紙和每件商品上消失,否則學校就是「憎惡黑人」。美國社會極端和撕裂到一個地步,華爾街日報評論形容為「美國的雅各賓時代」。

 

  對種族主義的抗議在世界數十個國家得到響應,街頭示威此起彼伏,其中最激烈的街頭運動發生在英國,歷史人物的雕塑遭受衝擊。丘吉爾在英國議會對面廣場上的雕像,受到抗議人士的塗鴉,如果不是倫敦警察提早布防,丘吉爾雕像恐怕也要被斬首了。

 

  面對這場衝擊,不少英國文化人感到莫名其妙。種族歧視發生在美國,警察暴力發生在美國,英國警察街頭執法連槍都不允許攜帶,怎麼這事情怪到英國身上?事實上,早在1102年英格蘭就立法禁止奴隸制度,1772年英國及威爾士高等法院判決釋放最後一位黑奴,並將蓄奴徹底定為非法。那時候,美利堅合眾國尚未誕生。

 

  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可謂是中流砥柱式人物。他的堅韌毅力,實乃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歷史由勝利者書寫,丘吉爾在歷史書中的形象大多正面,他的睿智言論更是膾炙人口。然而,他本人受教於貴族教育,一生認為雅利安人種最高貴,口不擇言的性格留下了不少為人詬病的種族主義「名句」 。他在戰後鎮壓殖民地獨立、壓製印度的群眾運動,乃至主張分裂中國,都是丘吉爾人生的敗筆。

 

  歷史人物說了甚麼,做了甚麼,都是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產物,他們無法跳出所身在的歷史格局、認知水平來思考與行動。美國建國之父華盛頓,在奠定美國政治架構上居功至偉,但也曾是蓄養黑奴316名的奴隸主。儒家創始人孔夫子,算是大德宗師級別的思想家、教育家,不過也擁有奴隸,也支持奴隸制。用現時的道德標準去衡量、要求古人,是歷史精神分裂。

 

  然而,丘吉爾雕像差點被斬首,卻又是一個重要的事件,這標誌著丘吉爾親自參與設計、籌建的一個時代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新的國際秩序在美英主導下建立了起來。聯合國、IMF、世界銀行、GATT(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後改為WTO)、布列頓森林體系、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國際政治、貿易、金融、文化、衛生的跨國組織引領下,世界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全球化運動。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愈來愈自由地跨境流動,勞動分工全球實施、生產線全球佈局、消費市場全球聯通。

 

  丘吉爾所參與構建的戰後新秩序,帶來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而且這種經濟繁榮惠及幾乎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全球化帶來了生產力的快速提升,帶來了收入的快速提升,帶來了希望,這七十年世界上再也沒有發生世界級別的大戰。

 

  然而,全球化也帶來了貧富懸殊,帶來了發達國家低端就業機會的消失,帶來了一次又一次金融危機、債務危機。2008年雷曼事件觸發的金融海嘯,已經為世界敲響了警鐘,但是各大國的政治精英們對此卻視若無睹,企圖用印鈔票來解決深層次的社會矛盾、經濟矛盾。社會矛盾、政治怨氣無法通過正常的途徑發洩出來,數年後極端政治勢力便在歐美紛紛崛起。特朗普以其極端的政治主張和挑戰精英勢力的姿態贏得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那是當時政治環境的合理產物。歐洲極端政黨在多數國家奪權未果,但是政治影響力卻大增。更重要的是戰後政治穩定基石的中間偏左或中間偏右執政的格局被打破、重量級政客紛紛落馬,議會政治極端化、社區民情對立化、街頭抗議暴力化成為了社會撕裂的重要特徵。

 

  弗洛伊德警暴致死案,只是在充滿火藥味的社會中劃了一根火柴。憤怒、偏激的社會,需要用非傳統的形式來表達失望、憤恨。這是對現實的不滿和絕望,夾雜著從政治觀點到種族歧視、從收入就業到發展機會的不滿,涵蓋著幾乎所有議題。

 

  對於歷史歇斯底里式批判,實際上是對現有制度和秩序的控訴、挑戰。這場街頭抗議,也許會慢慢冷卻下來,但是未來還會在新的刺激因素下重演。筆者看來,戰後七十年的秩序正在慢慢地坍塌,聯合國/WHO 、中間偏左/偏右兩黨執政、自由貿易、工會/勞資談判,隨著戰後嬰兒潮的老去,丘吉爾時代的價值觀也在老去。極端的歷史觀、價值觀漸次登場,政治正確的民粹運動中哥倫布雕像被斬首,華盛頓被清算,電影亂世佳人被下架,谷歌的「黑名單」變成「屏蔽名單」,不知會不會有一天股災不再叫「黑色星期五」 。

 

  縱觀歷史,世界經濟長周期的鐘擺大約有七十年的上升期和三十年的下降期,周期往往由地緣政治、技術革命或人口變遷所引起。筆者認為,戰後七十年的全球化運動在2008年危機已經見到轉折點,制度在改變、秩序在改變、人心在改變、價值在改變。我們目前處在三十年下降期的前端,極端人物、極端政黨、極端思潮、極端價值觀愈來愈有市場。

 

  公元前一千七百餘年,在巴比倫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法典「漢謨拉比法」,擁有奴隸受到法律保護,奴隸是沒有人權的。公元一千七百餘年,在美國出現了憲法及憲法修正案,保障人民的各項人權。這兩個法典在人權以及其他許多問題上相對立,但都是人類歷史上劃時代的文件。歷史人物是時代的產物,被打上各自時代的烙印,不必和丘吉爾過意不去;不過當時代開倒車的時候,系好安全帶很重要。

 

  本文原載於財訊,為個人觀點,並非投資建議或勸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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