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症對制度的衝擊

　　瘟疫一事，影響可大可小。若是處理得宜，疫情受控，社會經濟不會受到多少影響，就算猛惡如沙士，鬧過2、3個月後，也可「輕輕的我走了」、「不帶走一片雲彩」。但歷史上也曾有過多起瘟疫，深重地改變了歷史的軌跡，最著名的例子是14世紀中葉肆虐歐洲的鼠疫「黑死症」，它使歐洲人口銳減了3成到6成，亦間接促成了文藝復興及後來的科學革命。

 

 

　　鼠疫斷斷續續的在歐洲出現，深入西方文化中去，連莎士比亞16世紀末所寫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有文評人認為重要的綫索之一便是瘟疫，茱麗葉服了毒假死後，本來神父託一修士帶信給外地的羅密歐，要他不用擔心，但修士卻因瘟疫封城，信息不能如期送出，致釀成千古悲劇。

 

中國醫學研究揚威頂尖學刊

 

　　今次新冠疫情，在中國境內的發展與我的預期並無大差別，3月初已基本受控，只剩零星個案，人民亦逐步復工，經濟反彈可期，3月份的採購經理指數（PMI）大幅反彈至榮枯綫以上的52，十分合理。不過，我倒從未想過歐洲與美國，尤其是美國，應付此疫的成績如此使人失望，疫症在中國受控，但在歐美卻大爆發，歐美人民儲蓄率低，積蓄有限，如此重大災禍，對他們衝擊極大，其社會的半癱瘓也會連累中國的經濟，亦會使中國對疫症的殲滅戰因病者的輸入而尚未能竟全功。

 

　　今次疫症對世界歷史及人民的生活模式有何影響，目前仍言之尚早，但在一些個別的領域上，我們已可初見其影響，這裏只舉一個例子。

 

　　今年1月份，是中國醫學研究的豐收期，在短短幾周內，中國的醫學研究者在世界最頂尖的學術刊物《新英格蘭醫學學報》、《柳葉刀》、《自然》連發多篇有關新冠病毒的論文，其閱讀量以百萬計。這類刊物要求極嚴，等閒學者可藉此一登龍門，便身價萬倍。這批論文，亦使美國政府認為中國資訊不透明的批評，顯得蒼白無力，最深入的一些資訊數據早已用論文的形式向世界的科學家通報了，還有甚麼不透明？

 

　　不過，這些論文作者的行為倒是受到內地不少輿論的批評。既然疫情這麼嚴重，你們為甚麼不集中精力想方設法去救人，反而把時間花在發表論文上？而且還要在外國發表，以提升自己的國際學術地位？隨着更多的批評出現，又有一股意見認為，目前內地的學術評審制度太倚靠計算有多少論文在「科學引用指數」（SCI）所認可的學術刊物刊登，並因而忽視了對中國自己更有用的研究云云，他們提議要對此制度大改革。

 

內地科學界應改進評審機制

 

　　這些批評並非沒有道理，追求在洋刊物出文章，的確有可能使到研究工作者只懂迎合外國人的口味。但我相信這種批評是過了火。科研評審體制重要，因為升職加薪都要根據此體制的指標而判定。內地的評審機制在過去20多年有重大改變，從過去的缺乏客觀準則，逐步過渡至在SCI認可的刊物有多少文章及文章有多少人引用，此種改變，對中國數以百萬計的科研生態有極深遠影響，當中有贏家也有輸家，輸家發表不了有基本學術質量的科研報告，自然想變天，贏家則要努力捍衞自己的利益與地位。

 

　　其實，SCI目前認可了超過8,500份學報（社會科學的SSCI則認可了超過3,000份），並非所有SCI刊物都是高質的，一些四、五流的刊物也被包括在內，在我校評審中，絕不會用某刊物是SCI認可這麼低的標準去衡量一名同事。但在建設內地學術體系的過程中，開始時不能陳義過高，若是要求人人都必須在頂尖或甚至二、三流的刊物出版才被計算在內，恐怕在過去，大部分的大學或科研機構的學者都會被炒掉。用SCI標準，我認為是此學術行業的「工業標準」，但這是低標準，當學術能力進步後，或是在較有地位的大學及科研機構中，所用的標準應是一流或頂尖刊物，而非SCI。若更進一步，在世界最頂尖的大學中，學術貢獻的評審者都是領先世界的學者，他們不會太在意論文在何處刊出，只問科學貢獻有多大。不過，經他們評核出的學者，幾乎都自然地在頂尖的刊物發過大量文章，文章也被大量引用過。由此可見，學界泰斗用其眼光作的判斷，其篩選能力與學術界頂尖刊物的篩選能力頗為一致。

 

　　內地科學界建立其合理有效的評審機制，是中國學術與科學如何發展的大事，這個機制並非完美，需要不斷改進，疫症出現後，也應該停一停、想一想，但如果連SCI如此低的標準也放棄，則是走回頭路，弊處多於好處。

 

轉載自: 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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